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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後感

M-型社會

剛看完大前研一那本”M型社會”,內裡有講到教育.覺得他講得很有見地.他提到:

“教師的工作原本就是不是要囫圇吞棗地照著學習指導要領的內容去做,而是要協助學生成長,讓他們成為能自立的社會人.

現在,全球正進入一個由像比爾.蓋茲那種天才就影響整個經濟的時代,也是人才競爭的時代.在此所謂人才,並非一般人所謂的”會讀書的孩子”或”別人說什麼他就照著做到好的孩子”.這裡講的是”能以自己的力量思考,行動”的自立型人才.他們必須有能力在新經濟”看不見的大陸”上,自己開拓未開發的大地.

現在的學校教育,卻大量產出在新世界中完全無法成材的學生.為了讓日本跳脫長期衰退,開啟全新的繁榮道路,也一樣該把教育改革視為重要的議題.

北歐四國的各種國際競爭力都遠勝日本,還進入全球前十名.之所以如此,根源就在於北歐各國的教育.

這些國家的教育嚴禁用”teach(教)”這個字.而要講”learn(學)”.所謂的”教”,就是以”有答案”為前提,由知道答案的人來教別人.但二十一世紀的現在,世上卻充滿了沒有答案的問題.所以北歐不用教的,而貫徹”要孩子自己學”的想法.

丹麥的學校教育相關人士就表示,丹麥的老師最感到欣慰的就是,”全班二十五個學生,每個人都回答出不同的答案.

自己思考,自己找答案.這種能力正有助於在現實社會中立足.所以培養學生的這種能力,才是真正的教育.

街頭營生者造就”新榮景”

歐美有所謂”學院派營生者”(academic smart)與”街頭營生者”(street smart)的說法.學院派營生者的在校成績良好,擅長把別人已決定的事情很有效率做好.目前為止一般人稱為菁英的那群人,都屬此類.然而,在碰到從未體驗過的新問題時,他們卻是全無因應能力,敗下陣來.因為”並無前例”就停止思考的菁英官僚,就是這種典型.

反觀街頭營生者,言下之意他們是在街頭成長起來的,是一群在真實社會中累積經驗而崛起的.他們善於構築人際闗係,失敗了也不退縮,在無路可走時,能以自己的嗅覺突破.在全無範本可參考的混亂時代,能開創新局的,毫無疑問就是街頭營生者.過去在二次大戰後的混亂中,創辦全球數一數二企業的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與川上源一等人,全屬此類.

現在的商業世界就像西部的開拓時代一樣,大家都在新經濟催生出來的”新大陸”上競相開拓.在這樣的時代裡,任何人都可能因為新想法或新商業模式,嬴得廣大領土.

這種混亂的時代最需要的,並非目前為止學校所堷育出來的那種學院派營生者.而是能在現實環境中獨立思考,自己為沒有答案的問題找到答案的街頭營生者.北歐之所以能從低迷經濟中脫身,可說就是因為他們的教育培養出了街頭營生者.

教育要能產出成果,得花上某種程度的時間.我們如果真的想構築起”新榮景”,就必須進行教育改革,讓學院派營生者可以透過”質的變化”轉換為街頭營生者.這才真正是最重要.最緊急的課題.”

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延伸閱讀: 大前研一:一路都念名校的高材生 未來可能是一場悲劇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4269&type=Blog&p=2
http://master-insight.com/content/article/7808?utm_source=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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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翔:重讀《歷史的先聲》 拒絕假「普選」

/去年(2013 年)8 月,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再版了笑蜀先生在1999 年編集的《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一書(新版時題目的下半部改為「中國共產黨曾經的承諾」)。這本書收錄了中共自1941 至1946 年間《新華日報》、《解放日報》、《黨史通訊》、《人民日報》等的短評、講話、社論、文件等,文章原作者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潘梓年、章漢夫、夏衍等一些中共高層的言論。

當時中國共產黨挑戰國民政府統治的合法性,旗幟鮮明地反對「一黨專政」,要求實行憲政制度,並大聲疾呼地要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這些普世價值。

中共自詡它「革命」勝利的原因,一靠槍桿子,二靠筆桿子。這些文章,就是它制勝的「筆桿子」。正因為這些承諾,符合廣大中國人民的意願,因而很得民心,而「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的背向使中共得以奪取全國政權。

然而,中共奪權後,卻完全違背了自己的這些承諾,令國家陷入了災難的深淵。笑蜀先生編集這本書,就是要提醒它過去曾經對中國人民作過什麼承諾。可是,單是重刊中共當年的承諾,本身竟然就是犯禁,這是何等荒謬的事, 也可見中共的心虛。該書在2000 年被中共查禁,而笑蜀先生也因此失去中山大學的教職。

但是,這本書卻成為手無寸鐵的中國人民與中共鬥爭的一件重要思想武器,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所以,該書雖然在大陸被禁,卻在香港一版再版。2002 年先由博思出版社出版,十年後再由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出版,可見這本書反專制、反獨裁的威力。

一, 中共曾經作過的承諾

本書收集了151 篇文章,按其內容共分11輯,核心思想有以下幾點:

1 反對「一黨專政」

「一黨獨裁,遍地是災!」這是新華日報1946 年3 月30 日社論的標題。社論詳細解釋為什麼在一黨獨裁的政治制度下,會導致全國到處出現災難。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這是《解放日報》1941 年10 月28 日的文章,點出中國結束「一黨專政」的必要性。

2 主張憲政

1944 年3 月12 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19 周年大會上發表〈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的演說,「我們認為,欲施行憲政,必須先實行憲政的先決條件,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又說: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

3 主張普世價值

書中收錄了很多當年中共高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這些普世價值的主張,例如:民主:

1944 年6 月12 日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的內容在第二天的《解放日報》上以〈中國的缺點是缺乏民主,應在所有領域貫徹民主〉為題說: 「中國是有缺點的,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 因為只有民主,……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

1944 年3 月5 日《新華日報》文章〈強大而民主〉說: 「我們再不應該以為,只要船堅利炮就能算是強大的國家。我們必須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個力量。一切財富,一切國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結合起來,才能算是真正強大的力量。我們所要的是民主的強大」。

自由:

《新華日報》1945 年3 月31 日說: 「統制思想,以求安於一尊;箝制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決不適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一,不能爭取勝利,不能建國,也不能在戰後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人權:

《解放日報》1941 年5 月發表題為〈切實保障人民權利〉的社論,提出「保證一切人民(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移之自由權」,強調「我們決不空談保障人權,而是要尊重人類崇高的感情和向上發展的願望」。

法治:

《新華日報》1944 年7 月20 日發表〈法治與人權〉的文章說: 「怎樣才算真正的法治?從政治學的一般的觀點看來,至少有下列幾點:(一)法治狀態下的所謂法,最後必依據於人民的公意而創制,故法治必須以民主為其內涵,倘法律最後決定於個人或少數人的意思,則一切依法,便成為毫無意義……。(三)最後而最重要的一點,即在法治之下,一切合法進行的公私行為,非依法律,絕對不能變更之。因為法治的起碼要求,在於建立合法的社會秩序,合法的社會秩序之所以能建立,在於一切合法的行為,受到法律的保障」。

4 主張軍隊國家化

中共曾經力主軍隊必須國家化,並為此定下標準。《新華日報》1946 年1 月17 日報道了周恩來在1 月16 日在重慶政治協商會議上代表中共公布軍隊國家化的具體標準:1.軍隊不屬於個人;2.軍隊不屬於派系;3.軍隊不屬於地方;4.軍隊不屬於政黨;5.軍隊屬於國家。

5 反對以「國情特殊論」來否定政治改革《新華日報》1944 年5 月17 日刊文反駁國民黨用國情不同論來拒絕民主制度。它說:「他們說這一套都是外國人的東西,決不適用於中國……原來,科學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國界的……現在固然再也沒有頑固派用國情特殊,來反對科學——自然科學的真理了。只有在社會現象上,頑固派還在用八十年前的方法來反對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只適用於某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雖然要民主,但中國的民主有點特別,是不給人民以自由的。這種說法的荒謬,也和說太陽曆只適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曆一樣。」

中共當年這些主張, 從精神到文字,都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零八憲章》沒有多大分別,也同今天中國民間對中共提出的政治改革要求沒有兩樣。

二, 中共違背了自己的承諾

很不幸,中共憑這些承諾奪取了全國政權後,卻違背了自己的承諾,在國家憲法上寫上「專政」兩個大字,至今這兩個字仍然高踞《憲法》序言。尤其讓人遺憾的是,毛澤東蔑視憲法及憲政的真正態度,在奪取權力後才暴露出來。1954 年第一部憲法起草的修改過程中,毛澤東在杭州憲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實際上就否定了憲政。他說: 「中華五千年,從來沒有憲法,也沒見什麼損失嘛!……滿清準備玩憲法,結果亡的更快。教訓是深刻的嘛!可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台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所以,迷信憲法的思想是極其錯誤的,是要亡黨的。」他又說: 「當然啦,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麼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准。只有傻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

由於毛澤東對憲法持這個態度,最高人民法院在1955 年做出司法解釋,規定法院在審理刑事訴訟中不得援引憲法。從此中國憲法就成為一紙虛文。1957 年3 月17 日,毛澤東更直接致函周恩來等,提出「取消憲治(法)課」,改設政治課。1961 年,毛澤東在秦皇島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解釋了為什麼要廢除憲法課。他說: 「我們的黨,好比諸葛亮,對於『憲法』這個阿斗,是懷有極其複雜的感情啊!不公開承認阿斗的領導地位是不好的,是無法向人民群眾交代的;如果不把阿斗當擺設,也是不好的,是無法讓黨隨意向人民群眾發號施令的,也是遲早要被司馬懿抓去砍頭的。所以,我考慮再三,決定在全國所有學校取消憲法課,開設政治課,讓全國人民明白,第一,阿斗還是有的,諸葛亮也受他的領導,不會胡作非為的,放心好啦;第二,諸葛亮是最厲害的,是會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不聽他的話,後果會非常嚴重的,嚴重到比地球爆炸還可怕! 」

毛澤東這番話,表明中共完全違背了自己的承諾。其結果是導致了中國出現了自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最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

我時常用兩組數字來概括這場民族災難:其一是非正常死亡人數,根據官方數字可以申算出不少於4000 多萬人: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餓死3500 萬人, 建國初期(1951-55 年)鎮壓「反革命」槍斃了約400 多萬人。再加上文革時被打死的約400多萬人,接近4500 萬之譜。

其二是受政治運動迫害的人數高達一億三千多萬人。以中國當時人口約8 億計算,平均每8 個人就有一個遭到政治迫害。

這場災難的發生,應驗了中共當年「一黨獨裁、遍地是災」的論斷,也應驗了毛澤東所謂「比地球爆炸還可怕」的警告。這是中共違背自己的關於建設民主的承諾,在憲法上寫上「專政」兩個字的惡果。而不可不慎的是, 「專政」這兩個字至今仍然高踞《憲法》序言的位置,更不可不注意的是, 「當今聖上」親政以來,未到一年便下達了反普世價值等「七不講」的規定,還軒起一場批判憲政的大風暴。

三, 今天重溫此書的現實意義

今天重讀這本書,正值香港到了政治民主化的關鍵時刻。我們能否建立一套真正的普選制度,同香港乃至中國的政治前途都息息相關,所以雖然本書收集的是距今七十多年的文章,卻仍然有很強烈的現實意義。

第一, 我們應否允許中共違諾的事實歷史重演?

我們看到,中共違諾的結果,就使中華民族遭遇到歷史所僅見的政治災難。當年中共承諾民主後食言的情况,今日似乎在香港以袖珍版的規模重現。三十年前對香港承諾民主、承諾普選,今天卻準備以「中國特色的普選」(即由中央先篩選候選人、再交香港市民選舉)來敷衍我們。

請讀一讀當年中共是如何提出要「真貨」。

《新華日報》1945 年1 月28 日社論說:「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國的人民都在睜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

我們今天要求真普選,不就是當年中共要的「真貨」嗎?它今天打算給我們的,不就是它當年所反對的「代用品」嗎?

鑑於今日中共正在香港以袖珍版重覆當年的錯誤,我們應該怎辦?我覺得,我們應該從中國人民遭遇到的這場災難覺醒,制止中共繼續違背承諾。

第二,在普選問題上,中共強行設立了一些無法在《基本法》中找到法律依據的關卡,以遂它操控普選的目的。我們是否只能無奈的接受?

我們不妨重溫中共當年對真普選的認識和要求是怎樣的。中共《新華日報》1944 年2 月2 日的社論指出:

* 「真正的普選制, 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

* 「廣義地說,選舉權就包括被選舉權在內,有選舉權的運用,就必有被選舉的對像,因而有選舉權存在,就同時有被選舉權存在。如果被選舉權受了限制,則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了限制」。

* 「選舉權是不是能夠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運用,與被選舉權有無不合理的限制與剝奪,有着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假使某些人民被剝奪了被選舉權,則有選舉權的人就不能去選」。

* 「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

當年中共這些話,同我們今天所爭取的真普選,有什麼分別呢?我們今天所爭取的,正正就是當年中共所認識的和所爭取的真普選。昔日它可以爭取真普選,何以今天我們爭取同一樣東西,它卻要橫加種種限制?所以,今天中共這樣做,同它當年的認識相比,是明顯地倒退了。如果我們接受它的謬論,表示我們也自甘墮落、自甘倒退。

希望建制派的朋友,好好讀一下《歷史的先聲》這本書,才會明白今天香港市民希望沒有篩選的普選,其實並不是什麼離經叛道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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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由美國的一位趨勢大師-奈思比所寫的近代中國的發展和趨勢,由一個美國人的角度去寫中國.這本書給我的感覺是很多觀點都從光明面出發去描述中國的發展,很少提及陰暗一方面,而且對一些歷史罪行有辯護之嫌.作者從觀察而得出的中國式的垂直式民主的發展模式,即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政治發展模式是中國將會走的一條新方向,我對此種一專的發展模式非常存疑.有多少可以由下以上,一個控制多數工商業的龐大國家機器,又有什麼力量可以制衡她呢?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五日

 

China

 

 

一直都沒有勇氣去看季羡林那本牛棚雜憶,

原因有很多,可能是不想看一些人家受苦的遭遇,文革是上一代的人的事,與我何干,…………….

未看這本書之前,我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都是道聽途說,糊亂猜想的居多.

起初以為毛澤東叫那些知識份子下鄉到田裡耕種,到工廠做工,

目的是好的,想舞文弄墨的書生有個鍛鲚身心的機會.

有點像香港那些外展訓練課程,好像中環某些大公司都有補送員工參加這些野外救生訓練一樣,

可是,在下的人,另有一翻用心,拿著雞毛當令箭,殺異己,結果做成悲劇.

這是我未看這本書前,對所謂文化大革命的認識.

看畢這本書時,我第一個感覺,就是戇居.

用美國一個官員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看到當時法國國內的情況後的一個說法,

“這裡到處都充滿著傻瓜和白癡.”

回心一想,又好像有點不對,發起文革的人,是學生,是教員,是受過教育的知識份子本身.

為何會產生這種人間悲劇呢?

是不是新舊政權更迭時,舊勢力的反動.

黨派之間的鬥爭,個人崇拜或做神運動的產物,愚民政策下的必然結果,………….

對於最後這點,又好像並不合理.因為北京應該是,無論民智或文化都是全國最高的地方才對,

但為何又會發生這種事情!

書裡面並沒有回答,我當然更加不清楚了.

‘革命無罪,造返有理’

這句標語很眼熟,因為入設計系時,在迎生營看過,當時每一位一年級生都會穿上一件

印有’革命無罪,設計有理’的衛衣.

沒有想到是出自文化大革命的. 文革時的民主牆, 大字報, 對我並不佰生,

但當我早前去北京旅遊時,在北大看見的民主牆,已不復當年那個景象了.

那裡貼的,都是些補習,買賣二手電腦等的廣告,而當時香港這邊的民主牆就反而有點像文革時候.

或許,六四後,北京人對政治話題已不感興趣,或許,現在的北京人對物質追求比那時的同代人更加熱情.

我望著北大的民主牆,再回看香港的大字報.一種很微妙的感覺浮上心頭.

很想將兩張相片並放,來個展覽.

七一後,香港人的政治意識,急劇提高,對民主的訢求,亦有增無減.

情況我想和當年的文革有點類似吧.但比較欣然的是,我們並沒有批鬥,沒有遊街.沒有造神,沒有鬥鬼.

有的,只是理性的訢求,秩序井然的遊行隊伍.”這裡到處都充滿著傻瓜和白癡.”這句話好像用不到近年香港的政治運動上.

話好像說遠了,文革是否給了一個機會給人盡量解放人本身的陰謀面,又是否讓中國的整人藝術提升到另一個層次,這似

乎在書中,可以隨便便可以找到一個肯定的答案.莫怪巴金說他的未了的其中一個心願,就是要建文革博物館.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牛

看畢張五常那本”五常談教育”這本書,

內裡所講的是有關他對讀書,求學,思考,語文,教育等方面的一點體會和看法.

他的心得有點與眾不同,他強調讀書(求學問)和考試是兩回事,

一個是目的,另一個是手段.但香’港往往將兩者倒轉.考試變成了目的,而讀書變了手段.

他的求學過程和香港主流有些不同,他五十年代中在香港求學,但不習慣於當時的制度,

後來到了美國求學,環境變了,思想亦有很大的轉變,成積突飛猛進之餘,

又遇到很多名師,另他在學術上的發展,一日千里.

他在經濟學上的造旨,深不可測,很多在經濟學上的大師的思想都給他推翻.

他回港後在港大任經濟學系系主任,上課時,座無虛席,學生要座在樓梯上聽課.

我想應該和李天命的講課差不多.

他從不備課,不用講義,不依書而教,他認為教與學的重點是思想的啟發.

他曾多次批評香港的教育制度.他認為這制度使學生養成求考試及格而不是求知識的習慣.

他反對強迫母語教育,認為中文教學是敗筆,英文是國際共通語言,香港是國際城市,學生想了解世界,就應該以英語來學習.

至於學英語怎樣才算成功,他說”如果你睡著時以英語做夢,就算是畢業了!”.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education

這是一本傾聽生命,讓人的天賦得以自由的書.作者通過很多的真實例子講述怎樣尋找天賦和熱情.作者在書中講述了天賦的發展所需要的態度,條件和環境.並肯定了每個人都有他的才華,誰都可以發展出來.又提及現今的教育制度是十九世紀工業革命的產物,不能迎合二十一世紀的人才所需,教育制度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轉型,讓每個人的天賦都能得到發展,活出天命.這本書非常值得看,尤其是那些希望將自己的天賦發展成事業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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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回零九年的NOTE,覺得可以分享一下:

最近對龍應台這位在港教書的台灣作家很有興趣,一口氣連續看了五本她所寫的書,分別是

“親愛的安德烈”,

“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徑25號”,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孩子你慢慢來”

以及”目送”.

她對文化,保育,政治,歷史,文學,以至民主等,都有很獨到的見解.尤其是她對香港的看法,她從文化,歷史的角度出發,一針見血地指出香港的種種問題,分析比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人更深入和獨到.作為一個台灣的文化人,能夠對一個較為陌生的地方作那麼深入的分析,真是非常難得.就算一般在港出生的文化人都可能未必有那麼深的體會.

她對民主解釋得很有意思,她說民主不過是一種生活方式.

“台灣人已經習慣生活在一個民主體制裡.民主體制落實在茶米油鹽的生活中,是這個意思:

他的政府大樓,是開放的,門口沒有衛兵檢查他的證件. 他進出政府大樓,猶如進出一個購物商場.他去辨一個手續, 申請一個文件,蓋幾個章,一路上通行無阻.拿了號碼就等,不會有人插隊.輪到他時,公務員不會給他臉色看或刀難他.辨好了事情,他還可以在政府大樓裡逛一下書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點心由智障的青年端來,政府規定每一個構關要聘足某一個比例的身心殘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時,可能剛好看見市長走過,他可以奔過去,當埸要一個簽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辨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務員態度不好,四年後,他可能會把選票投給另一個市長侯選人.

他要出國遊玩或進修,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不需要經過政府或機關單位的層層批准,他要出版一本書,沒有人要做事先的審查,寫作完成後直接進印刷廠,一個月就可上市.他要找某些資訊,綱路和書店,圖書館和各級檔案室,隨他去找.圖書館裡的書籍和資料,,不需要經過任何特殊關係,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個單位的年度預算,公開在綱上,讓他查詢.預算中,大至百億元的工程,小至電腦的臺數,都一覽無餘.如果他堅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請民意代表調查某一個機關某一筆錢每一毛錢的流動去向.如果發現錢的使用和預算所列不符合,官員會被處分.

他習慣看到官員在離職後三個月內搬離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書和汽車,取消所有的褔利和特支.他習慣看到官員為政策錯誤而被彈劾或鞠躬下台.他習慣讀到報紙言論版對政府的抨擊,對領導人的詰問,對違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蹤.他習慣表達對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視.

如果他是個大學教師,他習慣於校長和系主任都是教授們選舉產生,而不是和”上級長官”有甚麼特別關係;有特別關係的反而可能落選.他習慣於開會,所有的決策都透過教授會議討論和辨論而做出.有時間,他甚至厭煩這民主的實踐,因為參與公共事務佔據太多的時間.

他不怕警察,因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權利.他敢買房子,因為私有財產受憲法規範.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經過賄賂.他發言批評,可以不擔心被整肅.他的女兒參加考試,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為他不必懷疑考試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錢,他可以捐或不捐,沒有人給他配額規定.

他按時繳稅,稅金被拿去救濟貧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對.他習慣生活在一個財富分配相對平均的社會裡;走在街上看不見赤貧的乞丐,也很少看見頂級奢華的轎車. 他習慣很多很多的民間慈善組織,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大批義工出動,大批物資聚集,在政府到來之前,已經在苦痛的現場工作…………”

她這篇談台灣民主的文章,對象是中國大陸的讀者.可以想像大陸的人民是生活在一個怎樣的環境下.

二零零九年七月三日

 

龍文